此则在手稿中原居第一〇〇则。手稿第一一五则即承此则而比较“东坡之旷”与“白石之旷”的不同。可能因发表篇幅所限，故未选录与前内容有重复的第一一五则，而是选录了第九十九则承续此后，因为此则乃就“胸襟”问题而作进一步发挥。手稿原文结尾是：“然如韦、柳之视陶公，其高下固殊矣。”又将末句改为“非徒有上下床之别”。无论是手稿原文，还是手稿修订文字，均没有出现在初刊本中，初刊本只是用“然不免局促辕下”一句作结。大概因为此寥寥数十字已经涉及东坡、稼轩与白石三人了，若再加入韦应物、柳宗元、陶潜三人，则人物纷纭反乱其思了。其实王国维无论是对手稿的修订，还是正式的发表文字，总体是朝着理论集中、结构与文辞简约方向努力的。

所谓“雅量高致”是指宽宏的气度和高雅的情致，其实就是前则所云“胸襟”的具体内涵。此则比较苏轼、辛弃疾与姜夔的不同，再次申论人品与词风的紧密关系。王国维将词人人品上升到伯夷、柳下惠的境界，可见其悬格之高。

伯夷是商代末年孤竹君的长子，本有继位的资格，但孤竹君有意让次子继位。而在孤竹君去世之后，其次子又坚让伯夷继位，伯夷以父命不可违为由拒绝，后并隐居首阳山，因耻食周粟而饿死。柳下惠虽然在鲁国仕途蹭蹬，但不改直道事人的秉性，后隐居而成“逸民”。伯夷和柳下惠在古代都属于有气节、有胸襟、不慕名利之人，素被视为隐逸君子的典范。王国维在这里将苏轼和辛弃疾比拟为伯夷和柳下惠，只是就其气度高逸、情致脱俗而言的。王国维要求研读苏轼和辛弃疾的词，就要从中读出两人的这一种气度和情致。如果能由此而将自己的气度和情致向苏轼和辛弃疾两人靠拢，则师法其词，就有了基本的底蕴。

相比对苏轼和辛弃疾的极度赞誉，王国维对姜夔再次从人品方面提出了批评。姜夔一生虽为清客，但既然是食人门下，自然要局促自己，谨言慎行，以迎合主人之好恶。所以姜夔偶尔表现出来的清高孤傲，其实掩饰不住自己受约束的无奈。对照这一则，看来此前王国维对姜夔词“格韵高绝”的评价，也未必是一个充分正面的评价。

四六

苏、辛词中之狂。白石犹不失为狷。若梦窗、梅溪、玉田]、草窗]、中麓辈]，面目不同，同归于乡愿而已]。

] 玉田：即张炎（1248—1319?），字叔夏，号玉田，又号乐笑翁，长期寓居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。著有词集《山中白云词》和论词专著《词源》二卷等。

] 草窗：即周密（1232—1298），字公谨，号草窗、洲、四水潜夫、弁阳老人等，其先济南人，后寓居吴兴（今浙江湖州）。著有《草窗韵语》、《洲渔笛谱》、《草窗词》等。

] 中麓：当为“西麓”之误。西麓，即陈允平（1205?—1285?），字君衡，号西麓，四明（今浙江宁波）人。著有词集《西麓继周集》、《日湖渔唱》等。“中麓”乃明代诗人李开先之号。

] 乡愿：即媚于世俗、不讲道德的伪善者、伪君子之意。孔子曾把“乡愿”看成是“德之贼”。

苏轼、辛弃疾宛然是词史上进取无畏的狂者。姜夔也大致可以归入那些有所不为的狷者之列。像吴文英、史达祖、张炎、周密、陈允平等人，虽然也各有风格，但他们其实与那些貌似忠信廉洁、实则与尧舜之道背道而驰的“乡愿”相似，对词体带有更大的破坏性和欺骗性。

【评析】

此则在手稿中原居第一〇一则，仍沿上则之话题，细分词人之“胸襟”类型而已。其中初刊本中的“中麓”在手稿本中即原作“西麓”，可能是拈出发表时，误写为“中麓”了。当然，也有手民误植的可能。

此词人三品说，以狂为上，狷居中，乡愿为下，三品次第而下。不过三品之中，王国维似并非为苏轼、辛弃疾等张目，而主要是落在南宋吴文英、史达祖等人上，在鲜明的对照中，将南宋词大体上予以整体性的否认，再次强化崇北宋贬南宋的基本倾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