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汉以来，丞相之名变动了多次，或称丞相，或称司徒南朝继承了丞

东汉以来，丞相之名变动了多次，或称丞相，或称司徒。南朝继承了丞相多变的名称，且废置不一，没有定员。中枢政务的实权从东汉开始就早已默默转移到各个尚书手中，经过三国、魏晋，到南北朝的时候已经成为定势。尚书省掌握了中枢实权，真正总揽朝政大权的丞相必须加有“录尚书事”的头衔才行。“录尚书事”的意思是负责尚书省的事务，实际上是一个“加官”或者说是“差事”。录尚书事的人有权审阅一切公文。即便是威望极重的权臣，如果没有“录尚书事”的名号，也不能保证权力的集中。所以，判断一个南北朝官员是不是真正的丞相，不看他的官衔，而看他有没有“录尚书事”。

南朝中央朝廷的最尊贵的官衔，继承了西晋时期的“八公”，即太宰、太傅、太保、太尉、司徒、司空、大司马、大将军。这八个官衔都是一等一的好名字、好官职，但徒有其名，虽然有官署，却没有实际负责的事务，只是用来尊崇士族或者望重之人的荣衔、虚衔而已。“八公”之下，南北朝还发明了“开府仪同三司”的官衔，也是虚衔。所谓“开府”，指开设府第，设官置吏；之前只有“三公”才有开府的待遇。仪同三司，指的是可以摆设和太尉、司徒、司空“三公”相同的仪仗。北朝的最高荣衔和南朝略有不同，北齐的中枢最高官是三师（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）、二大（大司马、大将军），下面才是三公（太尉、司徒、司空）。北周则是三公（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）、三孤（少师、少傅、少保）。名称虽然不同，实质都是相同的。那就是它们都是虚衔，真正的实权在尚书省。

南朝时，朝廷改尚书台为尚书省。尚书省最高长官是尚书令，副手是左右尚书仆射。在既没有丞相，也没有“录尚书事”的时候，尚书令就是事实上的丞相。

不过为了限制尚书省的权力，防止出现权臣，南北朝的皇帝只将行政权力赋予尚书省，而让身边的中书省参与决策。中书省的最高长官是中书监，副手是中书令。中书监、中书令负责草拟诏令、策划国政，分了尚书省的权力。中书省日渐位高权重，成了皇帝的新威胁。于是，原本只是皇帝侍从衙门的侍中寺被扩大至门下省，其最高长官侍中随从皇帝左右，参与朝政，随时作为皇帝的顾问。这样一来，中书省分了尚书省的权力，门下省又限制中书省的权力。朝廷中枢分为尚书、中书、门下三省，三足鼎立，分享行政、决策和顾问权力。尚书令与中书监、侍中等同参与朝政。这隐隐中有了唐宋时期三省长官“参知政事”、“参政平章事”的雏形（南朝也有个例外，南陈的国家政务就归中书省，尚书省反而唯命是从）。

三省权力扩大，“九卿”的职权就被侵夺了。和“三公”一样，南北朝的“九卿”也只徒具虚名。有的完全成了可有可无的虚衙门，有的则“沦落”为后勤服务机构。比如光禄卿在秦汉时是皇帝的侍卫长，负责禁卫军，到西晋时就只有虚名，都被排挤到皇宫之外，只在文武官员大规模朝会的时候才来点个卯而已。北齐时，光禄卿所在的光禄寺成了安排宫廷筵席的衙门。

西魏和北周的中央官制最为特殊。名臣苏绰等人依《周礼》六官制度改革官制，在北周开始实行。北周以天官冢宰总领地官司徒、春官宗伯、夏官司马、秋官司寇、冬官司空五官，形成五府总于天官的格局。这样的结构简化了机构，有利于皇帝集权。六官只处理日常政务，朝廷大政的决策、审核等都由皇帝授意亲信官员另行处理。不过这个制度存续时间很短，隋朝建立后就被舍弃了。

在中央官制中，御史台是极少数在大乱世中保持不变的机构之一。南北朝时，御史台的长官叫做御史中丞，负责监察百官。不管什么时候，皇帝都很重视对官员的监察，便于自己集权。局势越乱，矛盾越激化，皇帝越需要监察机构。所以，任凭其他衙门沉浮变换，御史台都稳坐钓鱼台。

三

说完中央官制，再说说地方官制和军制。

无论南北，地方官制都是州、郡、县三级制。州是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划，行政长官为刺史，下设别驾、诸曹从事等。首都所在的州，刺史称牧。郡的最高长官为太守，下面有郡丞、主簿等。首都所在郡的长官一般称为尹，比如南朝建康所在的丹杨尹、北周长安所在的京兆尹。郡下为县，大县最高长官称县令、小县称县长，下面有县丞、县尉等。县下还有乡和里。

南北朝的行政区划和官制一样混乱。行政区划总的趋势是：辖境日益缩小，数量大为增加。增加州县，就能多安插人员。比如为了笼络聚民自守的坞堡主，就地任命他们为当地的县令、太守。有的时候则是为了防止强藩出现，朝廷将州县越划越小。比如南朝分荆州南部为湘州，拆交州为广州、交州、宁州等。南朝还侨置州县，产生了许多侨州、侨县。北方则虚分州县。北魏孝明帝以后，豪强、权贵、大族纷纷自立州郡，甚至连只有一百户人家的小城，也称为一州；三四个村子的地盘，也立为一郡。刺史、太守、县令等为数众多。北齐文宣帝的时候，下令缩减行政区划，省去三个州、一百五十三个郡、五百八十九个县。南朝也有类似的合并州县的举动，但成效不大。

南北朝官制混乱的另一个“重灾区”是军制。乱世重兵，军队规模扩大，军官群体也日益壮大。军衔自然“水涨船高”，总趋势是越定越高、越任命越多。

秦汉时期，“将军”名号是极宝贵、极罕见的，一般授予重要方面的主将、功勋卓著的宿将或者掌管大军的权臣。绝大多数将领也就是“中郎将”、“校尉”等。从东汉乱世开始，“将军”名号开始贬值，获封将军或者自封将军的越来越多。到了南朝，将军就泛滥成灾了。刘宋因为战争频繁，设置了许多将军号，且突破了文武之分，高官要职纷纷兼带将军号。一些压根不统兵的官职，也带上了将军号，只为提高地位而已。至于地方军政首长，大多封将称号。如果刺史或者太守，没有得到将军封号，就是“单车刺史”、“白板太守”，意思是没有实权。这个现象，在南北朝各个政权中都存在。

刘宋将军的尊卑高低，以“四征”（征东将军、征西将军、征南将军、征北将军）、“四镇”（镇东、镇西、镇南、镇北）、“四安”、“四平”为序，最贵重者为征东将军。特别尊贵的，则加“大”字，如某某大将军，又在一般将军之上。而最大最贵的则是没有具体名号的“大将军”，不是授予元勋名臣，就是授予把持朝政的权臣。除此之外的其他将军，比如汉朝、三国时期相当贵重的骠骑将军、车骑将军、左右前后四将军等，又比如新出现的镇国将军、安国将军、荡寇将军、鹰扬将军、抚军将军等，都被称为“杂号将军”，不是授予一般的将领，就是作为官员的兼职。

南齐时期，“领军将军”、“中领军”、“护军将军”、“中护军”四个名号异军突起，重于其他将军。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统率京畿地区的中央军，包括各支皇家卫队和驻屯首都附近的正规军。他们控制了皇宫和首都，且部队装备好、待遇好，优于其他军队，颇为其他将军侧目。南梁时期，军衔更趋混乱。据统计，南梁的将军号竟然有三百六十五个之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