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国维在大力称道马致远《天净沙》的同时却对有元一代的词人词作

王国维在大力称道马致远《天净沙》的同时，却对有元一代的词人词作作了整体性的否定，这其实也是表明一种文体“始盛终衰”的基本规律，在揭示元曲取代宋词的客观现实的同时，隐含着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”的思想。

六四

白仁甫《秋夜梧桐雨》剧]，沈雄悲壮，为元曲冠冕]。然所作《天籁词》]，粗浅之甚，不足为稼轩奴隶。岂创者易工，而因者难巧欤？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？读者观欧、秦之诗远不如词，足透此中消息。

] 白仁甫：即白朴（1226—1306?），原名恒，字仁甫，后改名朴，字太素，号兰谷先生，隩州（今山西河曲）人，徙居真定（今河北正定）。著有杂剧多种，词集名《天籁集》。《秋夜梧桐雨》剧：即白朴所作杂剧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》，简称《梧桐雨》。此剧描写唐明皇、杨贵妃两人的爱情故事，抒情浓郁，诗味醇厚，文辞华美。剧本取材于唐代陈鸿的传奇小说《长恨歌传》和白居易的诗歌《长恨歌》，题目也因其中“春风桃李花开日，秋雨梧桐叶落时”诗句而得名。《梧桐雨》为末本戏，正末为李隆基。

] 元曲：是元代杂剧和散曲的合称。由于文学史上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超过散曲，所以也有以“元曲”单称杂剧。杂剧在结构上一般四折一楔子，其曲文由套数组成，间杂以宾白和科范，以用于舞台演出。散曲在体式上分小令和套数两类。小令又叫叶儿，体制短小，通常只是一支独立的曲子；套数亦名散套，由多支曲子组成，而且要求始终用一个韵。散曲用语一般比较俚俗，有民歌风味。王国维此处所用“元曲”是指杂剧。

] 《天籁词》：即白朴词集《天籁集》，共二卷，存词一百零四首。白朴为词，师法苏轼与辛弃疾，故集中多豪放旷达之作。

白朴的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》杂剧，情感浓郁而醇厚，风格雄奇而悲壮，堪称元杂剧的冠军之作。但他所写的《天籁集》词集，却总体极为粗浅，连当辛弃疾的“奴隶”——即下手都不够格。难道是因为一种文体，在前面创立的人容易写得出色，而在后面继承的人就难以表现出精巧之思吗？还是各人才能有强项也必然会有弱项？读者诸君只要看看欧阳修、秦观的诗远不如他们的词，就足以了解这中间的奥秘了。

【评析】

此则在手稿中原居第八十三则。以这一则为初刊本煞尾，乃别具深意，因为王国维认为中国韵文的发展至元曲而告一段落，此后再无新的成功的韵文体式产生。故此则乃是从诗词曲的关系中来为全书作结。手稿本此则虽是初刊本之基础，但文字颇有差异。手稿原文云：“白仁甫《秋夜梧桐雨》剧，奇思壮采，为元曲冠冕。然其词干枯质实，但有稼轩之貌，而神理索然。曲家不能为词，犹词家之不能为诗，读永叔、少游诗可悟。”且在手稿上，王国维便已多有斟酌。如初刊本“沈雄悲壮”四字，在手稿初作“奇情壮采”，“奇情”又一度改为“高情”，最后改为“奇思壮采”，但这些改动均未被吸收到初刊本中。对勘手稿本与初刊本，其文字差异尚在其次，其理论提炼才是最值得注意的。手稿本着重揭示曲家不能为词、词家不能为诗的基本现象。初刊本虽仍是在白朴、欧阳修、秦观三人之间比较其诗词曲的文体关系，但总结出“创者易工，因者难巧”的文体规律以及文学家“有能有不能”的个体特点。相形之下，这比在现象上比勘文学家在文体成就上的高低要更具理论性。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的理论性有很多就是在这种斟酌与提炼中慢慢形成的。

此则仍是承前一则之意，从一时代一作家一文体的多维角度来诠释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”的观念。前一则言元代散曲成就可观，而词体萎靡；这一则说白朴杂剧堪称元曲冠冕，而其词则粗浅之极。以一代论是如此，以一人论，亦是如此。

有元一代散曲家可以在创作中重造唐人绝句妙境，而词人则无法做到，这是词体已到了无法挽救的衰落时期的反映。此则再以白朴为例，其《梧桐雨》杂剧写唐明皇、杨贵妃之离合悲情，出以浓郁的抒情色彩、醇厚的诗味和华美的文辞，故有“诗剧”之称。就杂剧而言，王国维认为此剧堪称元曲中的冠冕之作。但有此创作才华的白朴在其词集《天籁集》中，却失去了神采。王国维说其词极其粗浅，连作辛弃疾的“奴隶”都不够格。因为白朴作词，乃是效法苏轼和辛弃疾的，故王国维直接将白朴与辛弃疾词作对比。王国维极意要说明的是元代乃是杂剧的时代，故其词已经不能再铸辉煌，他对白朴《天籁集》的评价应该纳入到这一文体观念中，才能得到更切实的理解。但平心而论，《天籁集》中也颇多率意而发、真实自然的优秀之作，一味以“不足为稼轩奴隶”而整体否定，也是不符合事实的。朱彝尊在《天籁集·跋》中即称其“自是名家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也称《天籁集》“清隽婉逸，调适韵谐”。为了佐证自己的这一说法，王国维又将欧阳修、秦观的诗词作了对比，认为他们的诗远不如词。其实这种“远不如”的结论背后，与其说是创作成就的比较，不如说是文体观念的较量。宋诗的“寄兴言情”固然不及宋词，但从诗体发展的角度而言，宋诗的说理议论，正是其可与唐诗并驱的原因所在。

王国维在揭出这种文体创作不平衡现象的同时，对于何以形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也作了初步探讨。他认为原因主要有二：其一，“创者易工，因者难巧”。一种文体在初始阶段，因为文体束缚较少，故寄兴言情能以一种自然方式进行，所以能呈现出蓬勃的文体活力。而后人沿袭这种文体，受限于越来越多的文体限制，所以反而容易遮蔽了性情，而多在技巧上追新逐能，文体之衰落遂不可阻挡了。其二，“人各有能有不能”。即诗人只能对切合自己秉性的文体发挥出自己的水平，而对其他的文体，只能成就一般，故文学史兼擅多体的文学家是十分罕见的。这种思想来源于陆游的《花间集·跋》，王国维在多则词话中反复举例，其实正是为了佐证陆游“能此不能彼”的说法的。除此之外，譬如时代审美观念的变化等，王国维就不暇关注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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